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在热河去世，载淳即位，即同治帝，定年号“祺祥”。同治帝尊皇后钮钴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圣母皇太后。到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二十五日，又分别尊上徽号为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此后，慈禧也被称为“西太后”“西佛爷”，到同治末期开始，还被称为“西老佛爷”（关于其称“佛爷”的时间及变化，见“人物争议-称老佛爷”部分）。

咸丰帝在临终前，将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景寿、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任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同治帝处理朝政，后世称之为“顾命八大臣”；又给皇后和皇太子（由载淳生母懿贵妃代管）两枚代表皇权的图章。同治帝登基后，发布谕旨，均由赞襄政务王大臣草拟缮递后，请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发下。上曰“御赏”二字，下曰“同道堂”三字作为符信。慈禧则以皇帝生母的身份代行皇帝的职权。当时人称这种体制是“垂帘辅政，盖兼有之”。

对于这种政治格局，慈禧仍感到很不满足，她一心想的是垂帘听政，大权独揽。而以载垣、肃顺为首的辅政大臣则坚决反对慈禧干预政务，以为这样做既与祖制不符，也违背了大行皇帝的遗诏。这两股政治势力之间，已经隐藏着深刻的矛盾。而在这两派之外，还有以远在北京的咸丰帝的六弟、恭亲王奕䜣为首的一股政治势力。载垣等人为了独揽大权，对奕䜣也极为排斥。慈禧对此感到非常不满，她首先说服慈安，然后派人和奕䜣取得联系。于是奕䜣不顾载垣等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无庸前赴行在”的上谕，请求叩谒梓宫。八月初一日，奕䜣到达热河，哭祭后，慈禧太后传旨召见，载垣等极力阻挠，声称“叔嫂当避嫌疑，且先帝宾天，皇太后居丧，尤不宜召见亲王”。但慈禧坚决要见，多次派太监传旨。奕䜣为表清白，请端华作陪，端华目视肃顺，肃顺笑着说：“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于是，奕䜣单独进见，和慈禧、慈安秘密策划从载垣等手中夺权。奕䜣认为，热河是载垣等的势力范围，要除掉他们，非回北京不可。慈禧担心外国人出面干涉，奕䜣满有把握地说：“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可见，奕䜣在赴热河行在之前，已同列强驻京使节磋商，作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这次密谈，长达两个多小时。在一切安排就绪之后，奕䜣离开热河，连夜赶回北京。

慈禧与奕䜣密谈后，政变正在加紧策划。八月初六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事务。慈禧看后，非常高兴，召载垣等面谕照所请传旨。载垣等却以祖宗旧制向无皇太后垂帘之礼为理由，坚持写明发上谕痛加驳斥，并由焦佑瀛起草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上谕稿，送交慈禧。慈禧将它和董元醇的原折留下，不予发抄。慈禧召见载垣等人，载垣等怒形于色，说他们是“赞襄皇上，不能听太后之命”，并指出“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慈禧被气得面色青紫，两手颤抖，年幼的同治帝吓得直哭，把慈禧的衣服也尿湿了。慈安从中调停，劝双方“留着明日再说”。

第二天清晨，慈禧没有传旨召见。载垣等以“搁车”相威胁，发下的折件，他们拒绝开视，说：“不定是谁来看。”到了中午，慈禧才将董元醇的奏折和焦佑瀛所拟谕旨发下照抄。载垣等要求钤用图章，慈禧也照办了。载垣等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载垣等以为，慈禧已经向他们屈服，不再把她放在心上。而慈禧则利用对方的麻痹，积极进行政变的准备。九月十八日，慈禧太后就在热河行宫让她的妹夫、咸丰帝的异母弟醇郡王奕譞草拟谕旨，准备回北京后发布。

根据奕䜣在热河时一同商定的日程，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的梓宫从避暑山庄启运回京。慈禧、慈安和同治帝在避暑山庄丽正门外恭送梓宫上车后，就从小路先行，同行的有载垣、端华、景寿、穆荫。肃顺则和奕䜣等随梓宫后发。赞襄政务王大臣中的三位核心人物——载垣、端华、肃顺，被巧妙地分割开了。

九月二十八日，慈禧到达石槽，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军务、兵部右侍郎胜保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二十九日，慈禧一行进德胜门回宫。三十日，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联名上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由于清朝从未有太后垂帘听政的先例，沈兆霖、赵光便劝慈禧“准法前朝”太后临朝的先例，继而命廷臣集中商议，准予施行。政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慈禧以皇帝的名义发布早在热河就已经拟好的上谕，以不能尽心和议、阻挠咸丰帝回銮、反对太后垂帘等罪名，将载垣、端华、肃顺解任，令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退出军机处。接着，慈禧太后又以载垣、端华“肆言不应召见外臣，擅行阻拦”，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不久，肃顺被斩首，载垣、端华赐令自尽，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均被革职。据说肃顺在临刑前曾叫嚷道：“再没有想到上了小娘们儿的当”。之后，慈禧等决定改年号为同治，以翌年为同治元年。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一日（1861年12月2日），同治帝奉两宫皇太后前往养心殿，举行垂帘听政大典。奕䜣任议政王、军机大臣，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集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成为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此后持续二十年的“二宫垂帘，亲王议政”的格局正式形成。

主词条：同治中兴

慈禧与慈安掌握最高权力之后，她在政治上清除“肃党”，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派奕䜣为议政王之外，又派奕譞掌管神机营，训练精兵。此外她根据奕䜣的建议，申谕中外臣工，要他们对朝廷的用人行政，如有所见，务当切实直陈，毋得稍存畏匿隐忍之见。这一时期，慈禧对奕䜣十分信任，而奕䜣之任事，则“委权督抚，朝政号为清明，颇采外论，擢用贤才，能特达者，不为遥制”。因此，清廷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组织的地主武装湘军、淮军和楚勇等，勾结列强，能够在较短时间内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和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地的苗民、回民起义，使清朝的统治得到暂时稳定。在统治集团内部，慈禧一方面采用洋务派“自强”和“求富”的方针，购买洋枪、洋炮，训练海军、陆军，开办一些新式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加强清朝的实力，另一方面又支持顽固派对洋务派进行牵制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慈禧、慈安与奕䜣同心协力做出的这些政绩，被时人称为所谓的“同治中兴”。

随着慈禧地位的巩固，她和奕䜣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同治四年（1865年）发生的“蔡寿祺事件”实质上揭开了慈禧与奕䜣争夺权力的序幕。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四日，翰林编修蔡寿祺上疏弹劾奕䜣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并要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蔡寿祺所劾各款，大多无实据。他的折递上后，慈禧并未立即发下，而是作“留中”处理。据《越缦堂日记》记述，在奕䜣朝见时，慈禧对他说：“有人劾汝。”并把折子给奕䜣看。奕䜣不致谢，只是追问：“何人？”慈禧说：“蔡寿祺。”奕䜣失声喊道：“蔡寿祺非好人！”想要将其抓捕审讯。慈禧、慈安颇为愤怒，即日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等，想要以重罪处置奕䜣，但诸臣请求先行查明再定罪。随后大学士倭仁、周祖培等在内阁讨论，并召蔡寿祺追供，最后在初七日具折覆奏，认为蔡折所言没有实据，又说恭王如果严以律己，如何会屡屡招致非议，所以蔡折所列各项罪名未必是空穴来风。倭仁等人模棱两可的覆议折递上后，当即被慈禧召见。慈禧交给他们一份错字连篇的朱谕，指责奕䜣道：

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始[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中胡谈乱道。

在一通批判后，慈禧谕令革去他的一切差使。这道朱谕，经周祖培等人修改后，当日由内阁颁发。这种做法，遭致许多亲王和大臣的反对。如在朱谕发布次日，惇亲王奕誴上书慈禧，说：“恭亲王自从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曾听说有什么明显的劣迹，只是在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有诸多不检之处，终究没有让臣民共见共闻。而他被参劾的各款罪名，查办又无实据，如果马上将其罢斥，我私下担心传闻中外，议论纷纷，对朝廷用人行政，似有不小的关联。”于是请求“饬下王公大臣集议，请旨施行”。当天，慈禧召见孚郡王奕譓及军机大臣文祥等三人，令传谕王公大臣、翰詹科道第二天在内阁会议，将惇王、蔡寿祺的奏折下发，并对文祥等表示，一切“均无成见，总以国事为重”，如果“君等固谓国家非王（奕䜣）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于是，北京城内盛传慈禧怒气已消，对奕䜣仍然信任。宫中甚至传说，恭亲王将再行辅政。但在会议之前，慈禧召见倭仁、周祖培、瑞常、万青藜、基溥、吴廷栋、王发桂等人时，转而严厉批评奕䜣“狂肆已甚，必不可复用”，要求倭仁等“为我平治之”。等到召见后，倭仁等至内阁与王公大臣等会议，转述了慈禧的意见；文祥也转述了昨天慈禧召见时的谈话。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让诸臣相顾愕然，无所适从，不能成议。而初八、初九两天的召见都是由钟郡王奕詥领班，故双方都要钟郡王作证，奕詥竟说“（两种态度）固皆闻之”。于是诸臣议论纷纷，猜不透慈禧心意，只得定于三月十四日再议。

三月十三日，醇郡王奕譞自东陵赶回北京，急上一疏为奕䜣求情，请求慈禧宽其既往，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慈禧将这一奏折也发交王大臣会议。十四日，王大臣等再次在内阁会议，仍然议论纷纭。倭仁按照前日慈禧的面谕，起草了一份疏稿，认为醇王等疏可置勿议。肃亲王隆懃等则赞同醇王的意见，写成另一疏稿，许多人表示赞同。倭仁不得不四次修改自己的疏稿。后来，军机大臣名列于倭仁折；礼亲王世铎及王公宗室大臣七十余人则署名于肃王折；都察院、宗人府别有折；内阁学士殷兆镛、潘祖荫，给事中谭钟麟、广成，御史洗斌，学士王维珍等均有折上呈。在诸臣为奕䜣鸣不平的同时，一些驻北京的外国使臣“亦询军机事所由”，表现出对奕䜣事件的关切。慈禧感到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不仅会遭到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而且会引起外国的干涉。既然惩儆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顺水推舟，于十六日发布上谕：恭亲王奕䜣著即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慈禧颁布的这道上谕，虽然部分地恢复了恭亲王的职务，但是却没有让奕䜣进入军机处。因此，群臣仍诸多不服，不时有人上折，慈禧遂在四月十四日以奕䜣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深自引咎，颇知愧悔为理由，让他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议政王名目则不再恢复。因此，奕䜣的权力被大大地削弱了。

慈禧在实行垂帘听政之后，在许多情况下不能与臣工直接对话，而需要由太监转达，这样就使太监的地位显得愈来愈重要，其中最不知检束者为安德海。同治八年（1869年）七月，安德海违反祖制、擅出宫禁，在未携带任何公文的情况下出宫游玩并借机敛财。行至山东之后，山东巡抚丁宝桢派人将安德海一行扣留，并急速派人至京师请旨。慈禧闻讯之下，惶骇无措，而慈安乃召奕䜣等人议之，决定将其就地诛杀。处死安德海在当时是很得人心的，丁宝桢因办理此案得力，成为一时风云人物。而在清廷内部，两宫之间芥蒂日深，慈禧迫于时论，不便公然为安德海开脱，但对慈安与奕䜣的处置深为不满。

同治十一年（1872年）秋，同治帝已经十七岁，理应册立皇后。在皇后人选的问题上，慈安倾向于户部尚书崇绮之女，而慈禧则执意立员外郎凤秀之女为后，于是由皇帝自行选择。结果皇帝同意了慈安的意见，立崇绮之女阿鲁特氏为后，选凤秀之女沙济富察氏为慧妃。亲生儿子不听自己的话，而听命于慈安，此事使慈禧十分生气，因此于婚后告诫同治帝说：“凤秀之女，屈为慧妃，宜加眷遇。皇后年少，不娴宫中礼节，勿常往其宫，致妨政务。”并且还命太监对皇帝的行踪予以监视。这种粗暴的干预，使同治帝非常苦恼，也更使他日益疏远慈禧。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十八岁的同治帝亲政，两宫太后撤帘归政。

同治帝亲政后仍难摆脱慈禧的干预。当时，慈禧为了享乐，授意同治帝修缮圆明园以供其居住，同治帝也想趁此机会让太后离宫居住，以摆脱慈禧干预朝政，然而当时财政紧缺，圆明园又残毁严重，修复耗资甚巨，同治帝坚持开工，引起奕䜣等王公大臣多人反对。直到圆明园工程监督李光昭贪贿丑闻暴露后，同治帝迫不得已欲停修圆明园而改修三海，但表示要经慈禧同意之后，工程方可停止。而自七月中旬以来，以奕䜣为首的内外重臣，围绕园工问题与皇帝屡次争执，已引起同治帝反感。七、八月之间，同治帝不但数次斥责奕䜣，还要把奕䜣等十位满汉军机等要员均行革职，并准备召六部官员宣布此谕。两宫太后闻讯惶骇不已，急忙前往弘德殿，垂泪安慰奕䜣，撤销这一荒唐的上谕。同治帝反复无常，视国政为儿戏，慈禧对此负有较大的责任。

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同治帝染病，御医诊断为天花。在慈禧的授意下，所有内外各衙门陈奏事件，又由她批览裁定。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酉刻，同治帝死于养心殿东暖阁。戌刻，慈安、慈禧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奕誴、奕䜣、奕譞、李鸿藻、徐桐、翁同龢等二十余位王公大臣。慈禧首先发问：“此后垂帘如何？”一位军机大臣回答：“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慈禧却说：“文宗（咸丰帝）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心，汝等敬听。”她选的这个人，就是奕譞的儿子，也是她和咸丰帝的侄子，年仅四岁的载湉。这个违背祖制的决定使与会诸臣都感到吃惊，奕譞更是“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诸臣遵命，退至军机处拟旨。慈禧派遣御前大臣及孚郡王奕譓等带暖舆前往宣武门外太平湖醇亲王府迎接载湉。初六日凌晨，载湉被拥入乾清门，至养心殿谒见两宫皇太后，以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的名义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年号光绪，俗称光绪帝。慈安、慈禧又一次垂帘听政。在这次事件中，慈禧的果断决策说明了她在官廷斗争中手腕是较为高超的。

主词条：中法战争、甲申易枢

光绪帝登极之后，慈禧颇欲有所建树。她一方面千方百计地笼络内外重臣，假以颜色，赐以珍物，要他们为自己效力，另一方面又颁布谕旨，要各地督抚克勤克俭，忠于职守，讲求吏治，以固结民心为本。然而，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宫廷内部的争权夺势使慈禧过度操劳与紧张，最后在光绪六年（1880年）至光绪七年（1881年）初患上痢疾。这次她的病势沉重，根本无法处理政事，于是由慈安一人独自处理大小朝政。不善于摆布朝政大事的慈安，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最终在三月初十日（1881年4月8日）猝然病逝于钟粹宫，年仅四十五岁。慈安死后，大病初愈的慈禧即刻召集相关大臣入宫，安排后事。有观点认为，慈安是被慈禧毒死的。后世研究指出，慈安本身就患有厥症（可能是脑血管疾病），因此其逝世是压力过大下的偶发事件，并不是短期下毒所致（具体解释参见慈安太后词条）。从此，“政权尽归西宫”，慈禧“唯己独尊，以专执国政”，开始了近三十年的一宫“独尊”，总揽清王朝统治大权的局面。

慈安暴亡后，奕䜣成为了阻碍慈禧专制的唯一“眼中钉”。早在同治中叶以后，受到慈禧猜忌和守旧派攻击的奕䜣时而被罢职，时而被训诫，动辄获咎，无所适从，已不敢放手做事。到了光绪初年，慈禧为了进一步牵制奕䜣，有意地在政治上扶持纵容清流派，更使其缩手缩脚，敛迹自全。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战争期间，清军接连受挫。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清流派中的活跃人物、日讲起居注官盛昱上书清廷，指斥以奕䜣为首的军机大臣用人不当，在广西、云南的中法冲突中坐误事机，蒙蔽推诿，导致北宁失守，疆事败坏。慈禧抓住时机，在三月以奕䜣“因循委靡，决难振作”为借口，免去他的一切职务，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等四位军机大臣被全班罢免。这一事件被史家称为“甲申易枢”。

奕䜣等被罢免后，取而代之的是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劻、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许庚身等。军机处如遇紧要事件，则由奕譞会同“商办”，使得奕譞隐操行政大权。这些人之中，除阎敬铭以清白孚众望外，其余大多为昏庸贪卑之徒，其行政能力远不如以奕䜣为领班的原军机大臣，故时人认为此举是“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清军败法军于镇南关（今友谊关），致使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决意乘胜求和，下令撤军，并授权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于四月二十七日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

慈禧把奕䜣排挤出军机、总署后，在一个时期内依赖奕譞主持朝政。但奕譞深知慈禧之为人，故惴惴然如履薄冰，日子并不好过。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清廷成立海军衙门，以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他们禀承慈禧太后的意旨，以办海军的名义，修葺咸丰十年（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的清漪园。为了掩人耳目，恢复昆明湖水操，并在此设水师学堂。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二月一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将这一工程公开，取“颐养冲和”的意思，将清漪园改名颐和园。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慈禧当面告诉奕譞、世铎等，试探性地宣布光绪帝“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都亲诣行礼，并让他“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光绪帝当即长跪恳辞，奕譞、世铎等也恳请从缓，都遭到慈禧的拒绝。不久，慈禧发布懿旨：“皇帝亲政典礼，于明年正月十五日举行。”王大臣等又纷纷上书恳请训政。经过再三请求。慈禧才表示同意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

随着光绪帝长大成人，慈禧愈来愈感到权力受到威胁。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由她作主，将自己的胞弟副都统叶赫那拉·桂祥之女静芬（参见词条隆裕太后）指立为光绪帝的皇后，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同时入选，封瑾嫔（参见词条端康皇贵妃）、珍嫔。次年（1889年）正月，大婚礼成。为表对慈禧包办婚事的抗争，光绪帝藉口有病，撤销了宴请那拉氏家族的盛会，次日将宴桌分送给在京的王公大臣，然而光绪帝颁布的谕旨却未提后父、后族，故翁同龢在其日记中记载：“因撤宴，外间不免讹言”。母子不和导致了夫妻反目，困扰晚清宫廷的帝后党争，在此时已种下了根苗。二月初三日，慈禧撤帘归政。御史屠仁守请明降懿旨：“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圣鉴字样，恳恩批览，然后施行。”慈禧太后斥责屠仁守“乖谬”，将其开去御史，交部议处。但是，慈禧太后的急于归政，并不是她自愿放弃权力，她的一再推辞，甚至处分屠仁守，只不过是企图使人们相信“垂帘听政，本非意所乐为”。她的垂帘听政、训政，都是“一时权宜”，出于“万不得已”。

在训政结束后，朝内一切用人行政，仍出慈禧之手，“上（光绪帝）事太后谨，朝廷大政，必请命乃行。”

光绪十六年（1890年），奕譞病重，慈禧此时对醇王一家已有猜忌之心，故极少看视。直到奕譞已至弥留时，慈禧才“携（光绪）帝临视，父子相对无言，太后再问又何遗嘱，（醇）王强语帝以孝感，几不成声。尔后帝思再往，终不获许”。由这些记载不难看出，慈禧与光绪之间矛盾已是相当的尖锐了。

主词条：中日甲午战争

为在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1894年11月7日）慈禧六十岁生日之际，于颐和园大规模地进行庆祝典礼。光绪帝于光绪十八年十二月（1893年1月）委派世铎、奕劻总办万寿庆典。不久，又成立庆典处，专办庆典事宜。仿照乾隆年间为孝圣宪皇后祝寿的成例，自紫禁城西华门至颐和园东宫门沿途所经，分设六十段点景，建造各种不同形式的龙棚、经坛、戏台、牌楼和亭座。江南、杭州、苏州三个织造衙门，特造彩绸十万匹，以供庆典之需。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战争之初，中外舆论都认为中国必胜。光绪帝主战，慈禧亦主战，“不准有示弱语”“。但是，当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点景，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却非常生气，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后来，清军在陆上战场上接连失利，北洋海军又在黄海海战中受到严重挫折，慈禧转而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幻想外国出面调停。由于形势日益紧张，慈禧不得不宣布：“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在大连陷落，旅顺危急的情况下，慈禧在宁寿宫度过了她的六十岁生日。

十月二十四日，旅顺失守。美使田贝根据美国政府的指示，为中日调处，先令停战，若议不成，再开战。光绪帝不愿接受调停。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珍妃兄长志锐“上书画战守策，累万言”，并与文廷式等弹劾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等主和派大臣。为了打击主战派，慈禧于二十八日晚寻找藉口，将珍妃“褫衣廷杖”，肆行羞辱；二十九日，又以“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为借口，将晋封不久的瑾妃、珍妃降为贵人。一天之后，又说珍妃位下太监高万枝“诸多不法”，交由内务府杖毙。接着，将奉光绪帝之命在热河练兵的志锐召回北京，调充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并准备裁撤满汉书房，进一步孤立光绪帝。后经复出的奕䜣请求，汉书房暂得保留。但是，主战的呼声并未因之停止。十二月初一日，御史安维峻上书，请杀李鸿章并弹劾军机大臣，认为“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并托之传闻说，“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尽管他表示对于这样的传闻“未敢深信”，而“未敢深信”的理由则是：“皇太后既归政，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把予头直接指向慈禧。慈禧览奏后大怒，将安维峻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十三日，刘公岛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清廷派往日本议和的使臣张荫桓、邵友濂又遭到日方拒绝，日本要求另派十足全权、曾办大事、名位最尊、素有声望的人为谈判代表。慈禧决定派遣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议。这时，李鸿章已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职留任。十八日，慈禧面谕军机大臣：“即著伊（李鸿章）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奕䜣说：“上（光绪帝）意不令（李鸿章）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慈禧则说：“我自（与光绪帝）面商。既请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在次日的上谕中，李鸿章被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留处分，并作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伊藤博文签订了《马关条约》。

主词条：戊戌变法、戊戌政变

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光绪帝锐意变法。慈禧对此颇不以为然，在她的威胁下，以变法维新为宗旨的京师强学会被迫解散，光绪帝的亲信大臣文廷式“以遇事生风，议论时政，联名执奏”为理由被革职永不叙用。她重用李鸿章，派其出使俄国，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试图借助俄国的势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俄国强行租借旅顺大连湾，其他列强亦纷纷要求割地。康有为伏阙上书，请求尽快仿照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变法，否则亡国大祸就在眼前。光绪帝颇为所动，对庆亲王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奕劻转告慈禧，慈禧怒道：“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奕劻再三劝说，慈禧才表示同意，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后来，慈禧仔细阅读了光绪帝转呈的康有为的奏折及其所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等书，觉得康有为所讲亦不无道理，因为“措天下于磐石之安”也是自己的愿望，于是同意了光绪帝变法的请求，并且声称：“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慈禧面告光绪帝：“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于是，光绪发布了由翁同龢起草的“明定国是”的上谕（即《明定国是诏》），把讲求西学，变法自强，作为清王朝的国策，使维新运动取得了合法地位。二十五日，光绪帝诏命康有为等于二十八日进见。二十七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绪帝下诏，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翁同龢一意在帝后相争中自保，且对变法采取消极态度，与光绪帝及变法支持者张荫桓等人产生矛盾，因此被免）；并接连发布几道上谕：

五月初五日，王文韶补授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荣禄补授直隶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北洋大臣，节制北洋三军；崇礼补授步军统领。自此，慈禧将人事、财政和军事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当变法的诏书接连而下的时候，守旧官员非常惶恐，多跪请于慈禧，请她出面禁止，慈禧笑而不言。有人再三哭求，慈禧笑着说：“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七月十九日，礼部尚书怀塔布等阻格礼部主事王照条陈事务，光绪帝一怒之下，将阻碍变法的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六大臣同时革职。怀塔布的妻子向慈禧哭诉。慈禧对怀塔布深表同情，召他赴颐和园，详细询问事情本末，令其“暂且忍耐”。二十日，光绪帝赏给变法干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品卿衔，让他们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康有为建议光绪帝效仿先朝开懋勤殿的旧例，选举英才，并延请东西洋专门政治家每日讨论，讲求治理。光绪帝令谭嗣同拟旨，并让他查阅历朝圣训，将康熙、乾隆、咸丰三朝开懋勤殿的旧例写进上谕。二十九日，光绪帝去颐和园向慈禧请求开设懋勤殿，“太后不答，神色异常”。光绪帝从慈禧的神态中察觉到危险后，召见杨锐，赐给密诏，要他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良策。谭嗣同建议争取正在小站练兵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的支持。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在颐和园玉澜堂召见袁世凯，让他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劝袁世凯于初五日请训时，请光绪帝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领本部兵赴天津，见荣禄，出朱谕宣读，立即将其正法，代之任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禄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装载所部军队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袁世凯表示同意，并满有把握地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但守旧势力也不甘寂寞。早在七月二十日以后，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就先后前往天津与荣禄密谋。袁世凯奉诏入京之后，荣禄即假称有英国兵船数只游弋大沽海口，传令各营整备听调；令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扎陈家沟，以断袁军入京之路，并派人给袁世凯送信，要他立即回防。这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已到达北京，光绪帝准备于八月初五日召见。一些维新派人士认为，如果任用伊藤博文等人，就可以使新政成功，国家转危为安。守旧势力则认为：“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初三日，杨崇伊通过奕劻呈递密折，指控维新派“蛊惑人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指伊藤博文），贻误宗社”，并“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谋”。这天，奕劻、载漪同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并说：“伊藤已定于初五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慈禧当即改变原定计划，提前于初四日由颐和园还宫。她直入光绪帝寝宫，抄走了所有的奏折，当即令人将光绪帝送往瀛台。从此，光绪帝失掉了人身自由，尽管袁世凯请训、伊藤博文觐见都按原计划进行，但这些活动，都有慈禧的心腹严密监视。初六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由自己再行训政。同日，慈禧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将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革职，并将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拿交刑部治罪；以“滥保匪人，平素声名恶劣”的罪名，将御史宋伯鲁革职，永不叙用。

八月初八日，慈禧在勤政殿举行训政大典。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慈禧太后已经知道康有为等的密谋（关于袁世凯的“告密”对象，有荣禄、世铎及奕劻等不同说法）。初九日，又下诏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未俟复奏，即以“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的罪名，于十三日将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六人杀害；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许多参与或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分别受到了降级、革职、流放的处分。一切新政全被废除。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

主词条：己亥建储

变法失败后，慈禧想以光绪帝病重为借口，另立新君。由于列强和一些地方督抚的反对，慈禧太后的计划没有实现。最后，慈禧太后采纳了荣禄的建议，以光绪帝“痼疾在躬，艰于诞育”为理由，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此事最后以“两宫回銮”前后，载漪、溥儁父子被发配新疆而告终。慈禧废光绪帝的企图宣告破灭。

主词条：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庚子国变、东南互保、己亥建储

戊戌政变后，中国北方兴起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刚刚在山东开始“灭洋仇教”的反帝斗争时，慈禧是一意主剿的。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慈禧太后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慈禧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撤换了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山东巡抚毓贤而代之以袁世凯。但在十天之内，她接连三次发布谕旨，要袁世凯严饬各属，“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不可徒恃兵力”，一定要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保证京畿腹地的安定。这时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既不敢得罪帝国主义，又害怕一味操切，会激成巨祸。她希望各省督抚慎选贤吏，整饬地方，与民休息。遇有民教词讼，应该持平办理，不稍偏重，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从而达到“固根本”“联邦交”的目的”。

后来，山东义和团由于袁世凯的镇压，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直隶的义和团却得到迅猛的发展，并进入北京。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二十四日，涞水义和团杀死了前往镇压的清军副将杨福同。二十九日，约三万义和团众占据了涿州。各国驻华公使在照会清廷强烈要求镇压义和团之后，又不顾清廷的反对，坚持调兵进京保护使馆。五月初三日，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奏称：义和团声势浩大，“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派将帅统领，把他们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这样“化私忿而为公义”，如果有“缓急可恃”。对于这样的意见，慈禧非常欣赏。但在抚用之前，她先在五月初九日、初十日分派赵舒翘、协办大学士刚毅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的情况。初十日晚，慈禧召集王公大臣密议对付义和团的策略，经过激烈的争论，决定对义和团实行招抚。十二日夜，各国驻京领事分别收到本国公使请即火速调兵进京的急电，立即举行会议，决定组建近两千人的八国联军，以英国海军中将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为统帅，美国海军上校麦卡加拉为副统帅，于五月十四日分批乘坐火车，自津赴京。行至廊坊，遭到义和团的阻击（参见词条廊坊阻击战）。十五日，义和团大规模地进入北京。第二天，北京义和团开始焚烧教堂。慈禧派启秀等以她的名义慰问各国公使及其夫人，并派许景澄、敬信、那桐、赵舒翘等赴英使馆会晤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再次劝阻各国调兵进京。各国公使却联名照会总署，声称“各国之兵现已决计入京，我等无力阻止，深为贵国惋惜”。以保卫使馆为名强行进入北京的侵略军，在各国使馆官员的指挥下，在北京街头肆意抓捕、驱赶、枪杀甚至炮击义和团及中国居民。

此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对帝国主义是战还是和的争论更加激烈。以载漪、刚毅、徐桐为代表的顽固派，主张招抚义和团，抗击列强；而奕劻、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中央大员和地方督抚，则主张痛剿义和团，避免列强的武装侵略。慈禧虽然倾向于前者，但是向列强宣战事关重大，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依违于剿抚和战之间。为了争取更多的人的支持，从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慈禧连续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剿抚和战问题。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太常寺卿袁昶认为，义和团是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慈禧立即加以驳斥，说：“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当天晚上，江苏粮道罗嘉杰派遣他的儿子面见荣禄，送上一份机密情报，据称得悉洋人照会，内容共有四条：

荣禄得到这一情报，犹豫整夜，次日黎明，即进呈慈禧。慈禧看后，悲愤交加，决心对列强宣战。二十一日申刻，在仪鸾殿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慈禧在宣读了所谓洋人照会的前三条之后，接着表明“今日衅开自彼（列强），国亡在目前”，与其坐等灭亡，比如“一战而亡”。与会诸臣纷纷表示愿效死力，载漪、侍郎溥良等更是极力主战。慈禧又高声说道：“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诸臣又叩头说：“臣等同心报国。”于是，慈禧命徐用仪、立山、联元往使馆表明态度，又令荣禄以武卫军准备战守。

五月二十二日，慈禧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筹议和战。二十三日，她得知罗嘉杰递送的情报纯属伪造。但是，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关于各国水师提督、统领限清军于二十一日凌晨两点将大沽口各炮台交出，否则以武力夺取的照会，已由直隶总督裕禄奏报清廷。杜士兰的照会表明，战争即将开始。当慈禧读到这份照会的时候，大沽口各炮台早已陷落。这天未刻，慈禧太后在仪鸾殿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宣战，命许景澄等往告各国使臣，限他们于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北京。光绪帝不愿开战，拉着许景澄的手说：“更妥商量。”慈禧太后怒斥道：“皇帝放手，勿误事！”于是，总理衙门向各国使臣发出照会，令各国使臣及眷属人等，带同护馆弁兵，于二十四小时之内起行，前往天津。二十四日下午，董福祥所部甘军及武卫中军联合义和团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二十五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宣战诏书。同时，清廷对义和团的方针，由攻剿改为招抚。为了加强对义和团的控制，二十七日，慈禧太后派庄亲王载勋、刚毅统率京、津一带义和团，并派英年、载澜会同办理。

但慈禧的这一决定，遭到以刘坤一、张之洞为首的地方督抚的反对。他们联名电奏清廷，力主剿团乞和，并积极活动，与列强订立条约，实行“东南互保”。于是，慈禧的决心开始动摇。二十九日，她电谕李鸿章、李秉衡、刘坤一、张之洞等沿海沿江各督抚，说明此次宣战，并非“衅自我开”。当天下午，慈禧命荣禄前往使馆慰问各国使臣，并于北御河桥竖立木牌，牌上大书：“钦奉懿旨，力护使馆。”六月初三日，慈禧太后在给各驻外使臣的谕旨中，虽仍然坚持此次兵端，并非“衅自我开”，但把义和团从“义民”改成了“乱民”，说“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要他们向各国外交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并表示对各国使馆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对“乱民”将“设法相机自行惩办”。

在帝国主义的进攻面前，慈禧一方面继续声称“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要求各省将军督抚“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认真布置战守事宜。另一方面，却分别致国书于俄、英、日三国君主，请他们出面“排难解纷”。接着，她调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准备与列强谈判。慈禧对义和团虽仍继续利用，但已在这之前，就谕令载勋“倘（义和团）仍有结党成群，肆意仇杀者，即行拿获，按照土匪章程惩办，以靖地方”。六月十八日，天津失陷。二十一日，慈禧又分别致国书于德皇和美、法两国总统，请他们“设法维持，执牛耳以挽回时局”；令荣禄停止攻打使馆，并令总理衙门给各使馆送去食物。但联军并没有停止进攻。七月十八日，八国联军攻陷通州。二十日，进入北京。二十一日凌晨，慈禧装扮成民间妇女，头挽便髻，身穿蓝布夏衫，带着光绪帝、皇后、瑾妃、大阿哥及王公大臣十二三人，在两千余名兵勇的护卫下仓皇出逃。行前，将请求让光绪帝留京的珍妃投入乐寿堂后的井中；令奕劻、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帝国主义进行谈判。八月十四日，慈禧到达山西崞县，正式发布谕旨，说：“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除不可。”她以为，只要把责任推给义和团，就可以取得侵略者的谅解。但各国使臣却以请太后归政，严惩支持义和团的王公大臣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同时，要求慈禧、光绪帝及早回銮。在侵略者的压力下，慈禧于闰八月初二日发布上谕，以“纵庇拳匪，启衅友邦”的罪名，惩处了主战或支持抚用义和团的载勋、溥静、载濂、载滢、载漪、载澜、英年、刚毅、赵舒翘等。对于回銮一事，慈禧却很不愿意。因为，北京在八国联军的控制之下，一旦回銮，光绪帝就可以恢复自由，行使皇帝的权力，她则不能“再预国政”，只有“退居深宫，以乐余年”了。这样的条件，慈禧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她不仅不回銮，反而走得更远。闰八月初八日，慈禧一行离开太原，前往西安。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交涉，参加武装侵略的国家除了俄、英、美、日、德、法、意、奥之外，又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它们共同拟定了“议和大纲”十二条草案。十一月初一日，奕劻、李鸿章从美国使馆抄得这份“议和大纲”，立即电告军机处，转呈慈禧。慈禧得知没有将她列为祸首，也没有要她归政光绪帝，如获大赦，当天就电复奕劻、李鸿章，对大纲十二条，原则上“照允”。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1年2月14日），慈禧发布上谕，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为了尽快达成和议，慈禧全部接受了帝国主义提出的条件。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慈禧虽以光绪帝为名发布宣战诏书，却并未依照国际法的惯例，将宣战照会交予各国在京使领馆处，使得宣战程序不甚完备，进而影响了对该文件的法律界定。因此在西方文本中，后来称之为“中国与十一国关于赔偿1900年动乱的最后协定”）。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二十四日，慈禧自西安行宫启程，取道河南、直隶回京，在开封度过了她六十七岁生日。十一月二十八日（1902年1月7日）午刻，慈禧回到北京，结束了她一年零五个月的流亡生活。

主词条：清末新政、丁未政潮、预备立宪

庚子事件对慈禧刺激极深，她曾对侍臣说：“吾不意乃为帝笑！”为了讨好帝国主义，欺骗人民，抵制革命，慈禧在西逃的途中，就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罪己，下诏求直言；到达西安后，又下诏变法。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三月，清廷谕令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办“新政”的机关，派奕劻、李鸿章、昆冈、荣禄、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与。根据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建议（参见词条江楚会奏变法三折），陆续实行了一些新政，诸如废科举、兴学校、派遣留学生、鼓励农工商业、编练新军、调整一些政府机构等。这时的新政，大有“母子一心”“卧薪尝胆”的架式。但是，这些新政并没有超出戊戌变法的范围。在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局部的缓慢改良已经无济于事。慈禧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但是“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

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建议慈禧对封建政体进行更张，“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以保全“宗社”。发出这种呼吁的，既有汉族官僚，如孙宝琦、岑春煊、张之洞等要员，也有慈禧所信赖的满人官僚如端方等，这些接连不断的奏请引起了慈禧的深思与重视。经过反复斟酌，她觉得与其被人革命，毋宁接受立宪，尤其是在中国东北发生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大获全胜，而日本所奉行的正是立宪政体，这更加促使慈禧倾向立宪。于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慈禧选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参见词条五大臣出洋）。次年（1906年）五月，载泽等先后回国，奏请宣布立宪。载泽在密折中说立宪有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渐轻，三是内乱可弭。经过激烈的争论，七月十三日，慈禧发布了“仿行宪政”的上谕。但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实际上是以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并且以“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为借口，没有宣布实行立宪的时间。由于包括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甚至部分驻外使臣、地方督抚、中央官员以至皇室成员要求速开国会的呼声日益高涨，为了拉拢立宪派，共同对付革命党人，慈禧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一日（1908年8月27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

（晚年慈禧图册主要参考资料）

自辛丑回銮后，清廷面临严重的内外挑战。一方面，面对京津及东北地区列强迫在眉睫的威胁，清廷重用和扶植手握重兵、精明强干、善于外交的袁世凯，加强北洋的军备和实力，以拱卫京畿。另一方面，对内则必须尽快重树权威，扭转因庚子西狩、东南互保而急速加剧的“外重内轻，令出不行”的状况，故有必要对东南互保的抗旨”势力有所裁抑。为了加速练兵和推行新政，也必须加强对南洋财赋之区的控制。威望大减的清廷为贯彻这一政策，便开始扶植慈禧、荣禄倚信的袁世凯，加强对江南的控制。而善于揽权的袁世凯也借此强势南下，干涉南洋地区的人事，控制南洋的财赋和军备，将北洋势力和北洋模式向南洋扩张。在这一被称为“北洋下南洋”的过程中，南洋的湘系势力试图反抗，却遭受重挫，南北派系的平衡被打破，其矛盾愈发尖锐。在朝堂上，以湘人军机大臣瞿鸿禨为首的清流派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之间也开始了激烈政斗，最后袁世凯联合其后台奕劻取胜。慈禧贬斥瞿鸿禨、岑春煊等清流派官僚，看似是在支持北洋派，实际却大力扶植满洲亲贵势力以牵制北洋派，这也导致了宣统年间亲贵集权的局面。

清廷宣布立宪，只是一纸空文，难以平息愈来愈猛烈的立宪风潮。这时，清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慈禧“万几待理，心力俱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夏天，一向身体康健的她“时有不适”，到九月出现了腹泻。十月初十，她在西苑度过了她的七十四岁生日。由于举行庆典，活动过多，其病情继续发展。十四日，出现了“头痛目倦，……烦躁不安，口渴舌干，咳嗽，时而恶寒发热”等症状。次日，又“周身疼痛，面目发浮”。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酉正二刻三分，光绪帝在瀛台涵元殿驾崩（关于光绪帝之死的各种说法，请参见“人物争议-光绪之死”部分）。亥刻，光绪帝的异母弟醇亲王载沣与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等急忙到福昌殿见慈禧。因大行皇帝无嗣，慈禧便根据之前的决定，将载沣之子、年仅三岁的溥仪立为皇位继承人，年号宣统，继承同治帝、兼祧光绪帝，慈禧被尊为太皇太后，仿照顺治朝故事，授载沣为摄政王，一切军国政事，则要秉承慈禧“训示”以“裁度施行”。此时，慈禧自知不起，便告诉诸臣“大行皇帝大事办妥，……速为予料理后事”。第二日未正三刻（1908年11月15日下午2时左右），慈禧便在北京中南海仪鸾殿病逝，享年七十四岁，与光绪之死仅隔一日。慈禧临终遗言说：“此后，女人不可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相违，必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

慈禧的丧礼，按照清朝列代皇帝的规格举行。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二十二日，清廷定其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其长度为清代帝后之最，简称“孝钦显皇后”（其中主谥“钦”，满文则作“kobton”，谥法中称“威德悉备曰钦”）。十月初四，慈禧被葬在河北省遵化市菩陀峪定东陵。

两宫垂帘之初，慈禧在奕䜣等人的辅佐下，整饬吏治，重用汉臣，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地主武装；又采用奕䜣提出的“借洋兵助剿”的政策，讨好英、美、法列强，组织“洋枪队”“常胜军”“常捷军”，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苗民起义，缓解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使清王朝得到暂时稳定。

出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自同治朝起，慈禧又重用洋务派，以“自强”和“求富”的方针，发展一些军用，民用工业，训练海军和陆军以加强政权实力。客观上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这一时期，国内起义被平定，两次鸦片战争暂时满足了列强的贪欲，外交上没有吃大亏，洋务运动后清王朝的军事实力有所提高，工商业有了初步发展，被称为“同治中兴”。

同治十二年（1873年），慈禧还亲自过问轰动一时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在所派调查官员胡瑞澜徇私包庇、社会舆论声势浩大的情况下，下令此案提交刑部详审，最终使得这桩拖了三年之久的冤案终于真相大白。

光绪帝即位后，慈禧开始了与慈安的第二次“垂帘听政”。在同治年间，中亚浩罕汗国侵略者阿古柏就入侵并且占据了新疆大部分地区，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又出兵占领伊犁地区，慈禧等深感新疆的存亡事关重大。光绪元年（1875年），慈禧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命令各省协饷支应，以支持西征。光绪四年（1878年），清军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失地；光绪七年（1881年），通过曾纪泽与俄国的直接谈判，以及左宗棠军作为后盾，清政府收复伊犁大部分地区。同年，慈安突然去世。三年后，中法战争爆发，慈禧太后发动甲申易枢朝局之变，以奕䜣“萎靡因循”为由，免其一切职务，又将其余军机大臣罢免，开始独揽朝政。

在光绪十年（1884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在取得镇南关之战胜利后，决意“乘胜即收”，下令撤军，授权李鸿章与法国谈判，最后签订《中法新约》。

光绪十年（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建省，巩固了西北边疆。光绪十一年（1885年），又在台湾建省，加强了东南海疆建设。到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清政府在东北改建行省，使东三省与内地制度并轨，强化了东北边疆民族的向心力。这些举措有利于维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

光绪十二年（1886年），慈禧借办海军为名，修葺了被英法联军焚毁的清漪园（后改名颐和园），之后实行“训政”。光绪十五年（1889年），光绪帝大婚后开始亲政，慈禧撤帘归政。由于光绪皇帝没有执政经验，也不可能短期内瓦解慈禧所构建的政治势力体系，所以名义上光绪帝亲政，实则慈禧在撤帘后又训政九年。在训政结束后，朝内一切用人行政，仍其出手。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军在水陆战场上连连失利。慈禧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六旬庆典，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以各种借口打压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次年，在日本方面的要求下，慈禧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采纳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意见，开始变法。由于维新变法极大触动了满洲贵族旧势力和众多封建官僚的利益，他们以慈禧为首聚集起来，极力反对变法。变法开始百日后，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幽禁光绪帝，废除之前颁布的所有维新措施，捕杀“戊戌六君子”。戊戌政变后，慈禧宣布重新实行训政，并且制造舆论，准备废黜光绪帝，另立新君。由于英、日等外国公使和一些地方督抚的反对，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戊戌政变后，义和团运动兴起。慈禧最初主张围剿，但后来转向剿抚并用。且因对列强不断干涉内政、坚持调兵进京的不满，使其企图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从而引发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地方督抚张之洞、刘坤一等强烈反对对列强宣战，进行“东南互保”，她默认了这一情况。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慈禧带着光绪帝等仓皇出逃，同时命奕助、李鸿章为全权处理大臣，与列强谈判，屈辱求和，签订《辛丑条约》。

为了维持统治，抵制革命，改变自身守旧无能形象，讨好列强，慈禧在“西狩”期间表示要参照“西法”，改弦更张，切实整顿政事。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谕令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办清末新政的机关。随后在新政的名义下，陆续颁布了一些目的在于稳定清朝统治的法令，如调整官制、整顿吏治、改定刑律、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准许满汉通婚及禁缠足令等。在慈禧默许下，开办女子学校，教授新学，逐渐风行于开埠较早之上海、广州等沿海之城镇。

慈禧为了更有效地抵制革命，便拉拢资产阶级上层，欺骗广大民众；同时企图通过改革官制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势，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慈禧表示：如果宪政能使“清朝基础永远巩固”,“民间革命之说自归消灭”，经过考察“确无弊窦”，便决议仿行立宪。同年，慈禧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次年（1906年），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准备从改革官制着手，逐步厘定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进行预备立宪。年底，慈禧公布中央官制，行政中枢军机处照旧不变，并增至十一部。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又公布地方官制，将各省督抚的军权、财权分别收归陆军部和度支部。同时采用明升暗降的办法，把地方督抚中最有权势的袁世凯、张之洞内调为军机大臣，以此逐渐削减各省督抚的实权。并且在中央，满洲亲贵把持了外交、陆军、度支、农工商务部的实权。因此，所谓的中央官制改革实际上是排斥、削弱汉族官僚权力，实行满洲皇室贵族集权。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革命势力迅速发展和立宪派请愿活动高涨的形势下，慈禧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二十三条。这个大纲仿照德国和日本的宪法，以保障“君上大权”为核心，保留君主专制特权，皇统永远世袭，皇权不可侵犯，法律议案须经皇帝核准施行，人民自由可由诏令限制，宣战、媾和由皇帝决定，用人、司法由皇帝总揽，人民没有真正的权利。同时，还颁布了《议院选举法要领》《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明定是年起的九年时间为预备立宪时期。同年秋，清政府宣布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各省筹设咨议局，作为未来的国会和省议会，以此作为笼络资产阶级上层的诱饵。由此，“预备立宪”正式开始。但九年立宪的期限，与立宪派要求的二到三年内实行立宪期望颇有差距。随着光绪帝与慈禧相继去世，政局大变，立宪未能完成政治体制的结构性转型，清王朝也很快在革命中覆亡。

太平天国起义平定后，入京觐见同治帝和两宫太后的曾国藩私下曾对幕僚赵烈文回忆：“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奕䜣）、文（文祥）、宝（宝鋆）数人，权过人主。”

章太炎在慈禧七十岁寿辰时撰联讽刺道：“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垠日，每逢万寿祝疆无。”

戊戌变法时任礼部主事的王照曾言简意赅地指明：“方家园者，京师朝阳门内巷名。慈禧、隆裕两后母家所在也。恭忠亲王奕䜣曾言，我大清乃亡于方家园。”

慈禧死后不久，文人们写了一首清宫词，概括了她的一生：“玉座珠帘五十春，临朝三度抱冲人。扶床一见雏孙拜，定省仪鸾仅隔晨。”

曾担任陆军部大臣铁良幕僚的恽宝惠对慈禧的评价是：

清朝皇族载润对慈禧的评价是：“慈禧对于政治虽然残暴自私，但尚有个人的见解；对于王公大臣，亦有一定的笼络手段。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及文宗末造，孝贞、孝钦两皇后躬收政柄，内有贤王，外有名将相，削平大难，宏赞中兴。不幸穆宗即世，孝贞皇后崩，孝钦皇后听政久，稍稍营离宫，修庆典，视圣祖奉孝庄皇后、高宗奉孝圣皇后不逮十之一，而世顾窃窃然有私议者，外侮迭乘，灾祲屡见，非其时也。不幸与德宗意恉不协，一激而启戊戌之争，再激而成庚子之乱。晚乃壹意变法，怵天命之难谌，察人心之将涣，而欲救之以立宪，百端并举，政急民烦，陵土未乾，国步遂改。综一代之兴亡，系于宫闱。呜呼！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蔡东藩《清史演义》：

清宫太监信修明曾回忆道：“慈禧的性格厉害、神智、人不敢犯。”

近代政治人物黄濬：“清之亡，自当以那拉后为首功。其残忍酷妬，奢骄褊很，诸恶德俱备，才亦足以济之。屡谋废立，虽不敢行，然先弑慈安，继摧光绪，胆力福命，皆过于雉曌矣。”

现代学者刘学昭曾提出，“精于治术而昧于世界大势”是慈禧给中国带来一系列灾难的根本原因。

现代学者房德邻认为慈禧作为政治人物最大的弱点在于不明大势。

现代学者孔祥吉：“五十年是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地球上的许多国家科技发展，经济繁荣，政治改良，而中国却被这样一个充满权力欲望的女人把持着，死气沉沉，发展迟滞，为了一己之私利，她可以施展阴谋，倒行逆施，置民族的利益于不顾，终于酿成了三年后清王朝的国破家亡。不仅如此，慈禧所造成的危害，给我们民族留下了沉重的包袱：她的热衷权力、崇尚专制的遗毒，到今天也不能说已全部肃清了。”

现代学者王开玺：“同治皇帝继位之后，慈禧的垂帘听政，本意是想更好地维护皇权。她统治清朝长达四十多年之久，确实较好地处理了那拉氏家族和爱新觉罗氏家族的关系。尽管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曾激烈抨击慈禧太后，却从未说她要篡夺大清皇权。而且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䜣等人的斗争实为皇族内部叔嫂之争，并不是那拉氏家族和皇权的斗争。因此慈禧垂帘本质上还是希望维持清朝皇权的。但在慈禧太后逐渐掌握了朝廷权力之后，进一步刺激了她追求权力的欲望；同时，她在政治上的过于自信，使得他人都不能够干政。后来的客观事实是，她对清朝皇权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现代学者李细珠：“在中国历史上，慈禧太后是与西汉的吕后和唐朝的武则天鼎足而三的政治女强人。她们是太后临朝称制的标志性人物，均为男权世界中女主政治的异数。”他具体分析道：“一方面，慈禧太后统治靠的是政治经验与手腕，她有传统政客老辣的政治经验与高超的政治手腕。……另一方面，慈禧太后缺乏近代政治家的政治智识，她关注清王朝的皇位统治更胜于关注近代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可见，慈禧太后的统治，主要靠的是政治经验与政治手腕，靠个人的威望与影响力控制权力，在幕后操纵国家政权。这种政治模式，明显地表现出保守而缺乏远见的特征，可以维稳而难以开新。其实质是一种隐性专制政治，必然成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从而与政治近代化潮流背道而驰。”

宣统帝的英文老师庄士敦说：“世人给慈禧太后的评价完全是两个极端，有的人认为她有着高超的政治艺术，使得一个庞大的朝廷在没有天子的情况下还能继续运转，而有的人认为，慈禧太后要对清朝的灭亡负主要责任。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持后一种看法，而据我所知，西方社会对慈禧的看法却大多数是第一种……。”在《紫禁城的黄昏》中，他还记述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中译版作伊丽莎白，应为误译或原文讹误）的言论：“慈禧比我强多了，我只是一个既不伟大，也不渺小的人。”

另外，根据一些中文著作（或译著）的记录，还有一些外人对慈禧的看法，今收录如下：

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初九进宫，居储秀宫丽景轩，并在此生下同治帝。

咸丰十一年（1861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先移居养心殿西耳房的平安室，后随居长春宫，有时在养心殿后殿西耳房的燕喜堂居住。

光绪十年（1884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再居储秀宫，并将储秀宫与翊坤宫打通。

光绪二十年（1894年）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8月14日，住宁寿宫乐寿堂，以西暖阁为寝室。

咸丰二年（1852年）至咸丰十年（1860年），随咸丰帝居住于圆明园，寝宫为天地一家春（毁于英法联军）。

咸丰十年（1860年）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居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西暖阁。

光绪十四年（1888年）起，每年夏天居颐和园，冬日反居储秀宫或西苑，偶尔在颐和园过冬。

光绪十四年（1888年）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居西苑仪銮殿（庚子回銮后更名海晏堂，民国时期改名居仁堂，今不存）。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居西苑仪鸾殿（今怀仁堂）。

北京西四辟才胡同（据说为慈禧出生地）

怀来鸡鸣驿城正庭北屋东间（庚子西巡期间）

保定慈禧行宫（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为慈禧和光绪帝谒西陵途驻而建）

慈禧在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参加八旗选秀后，封兰贵人；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二十六日，晋为懿嫔。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二十四日，晋为懿妃。咸丰七年（1857年）正月初二日，晋为懿贵妃。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同治帝即位，被尊为皇太后，称圣母皇太后。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二十五日，尊上徽号曰慈禧皇太后。其后慈禧的徽号变化及变化原因如下：

经此累计，慈禧的完整徽号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帝崩逝，宣统帝即位，慈禧被尊为太皇太后。

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二十二日，在保留生前全部徽号的基础上，前加“孝钦”二字，后加“配天兴圣显皇后”七字，慈禧的谥号最终被定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后世简称“孝钦显皇后”。其二十三字的超长谥字，超过清朝开国皇后孝慈高皇后与咸丰帝的正宫孝德显皇后、孝贞显皇后，为清代及中国历代皇后之最，也超过入关后满清所有皇帝的谥号。

在垂帘听政的时期，慈禧太后除了按照惯例给自己家族封了承恩公的爵位之外，并没有给娘家太多关照。因此，清宫太监信修明在《老太监的回忆》中记录说：“慈禧不富娘家。”同时，慈禧积极将本家女性后裔嫁给皇族内的重要支脉。如大弟照祥的独女、二弟桂祥的三个女儿、三弟佛佑的独女等都被她指婚给高等皇族作为嫡妻，其中主要是指婚给近派宗支，后来更是把自己的侄女嫁给光绪帝，也就是隆裕皇后。这种行为实际上即是希望之后的皇帝尽可能地从其本家女性所出的后裔中遴选。就算与皇位无缘，也可以保证这些后裔的荣华富贵。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驻法国公使裕庚任满回国，慈禧让裕庚的女儿德龄、容龄随侍身边，并命其子勋龄为自己拍照。据勋龄回忆，他不敢贸然为慈禧摄影，后来还是在容龄的建议下，先由勋龄给两个妹妹拍照，然后将照片拿给慈禧“鉴阅”，后者颇为满意，以至于特命患有高度近视的勋龄可以戴着眼镜完成拍摄，并传懿旨免去他可能出现的因为拍照不佳而招致的责罚。据研究者统计，勋龄为慈禧拍摄了至少15个场景不少于62张照片，并一连冲洗了700余张（清宫《圣容账》登录786张）。可考证的拍摄地点大多在西苑和颐和园。这些照片形式上大致分为人工布景照和室外风景照两种。每一组场景虽然看似大同小异，但其服饰、装饰和陈设却不尽相同。就服饰而言，慈禧的衣着有团寿字、缠枝莲、蝶花、寿蝶等不同的纹饰；就装饰而言，有两把头、耳饰、项饰、护指、佛珠、东珠等；就姿态而言，有全身、半身、坐式、执扇、对镜簪花和扮观音等，甚至还包括了一张慈禧闭着眼睛的照片（“补救”的方法便是在慈禧紧闭的眼皮上画上瞳孔）。

对于这些照片，慈禧除了留给自己欣赏，也会赠送给外国人，进行着独特的“照片外交”。自《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极力邀请各国公使夫人到颐和园来与她会面，有时还要合影留念，并将照片一一赏赐，俨然一副“和平祖母”的姿态。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重阳节，慈禧在颐和园乐寿堂接见了美国驻华公使埃德温·赫德·康格的夫人。一时间，这位东方皇太后的形象频繁地出现在欧美国家的书籍刊物上。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袁世凯花一万两白银，从美国进口了一辆图利亚公司制造的敞篷汽车送给慈禧。慈禧欣然收下，并邀请许多人来围观这件“新鲜玩意”，而一有时间，慈禧便在皇宫中坐着汽车兜风为乐，为她开车的司机是北京大兴县人孙富龄。几天下来，李莲英告诉慈禧：开车的是个奴才，整天坐在太后前面，有失体统，于是便命令孙富龄跪着开车。但跪着开车没办法踩刹车，很容易出危险，又不能告诉慈禧这样是不行的，所以孙富龄非常为难。一天，慈禧坐汽车的时候，发现汽车开得很慢，就认为孙富龄不好好开车，所以就追问为什么开这么慢，孙富龄只得欺骗慈禧：这车有故障，不能开快。之后，慈禧逐渐失去了对汽车的兴趣，这辆“杜里埃”汽车被闲置在颐和园的德和园中，保存至今。

光绪三十年（1904年）是慈禧七十寿诞，梁诚以大清国三品卿身份出使美国、秘鲁、古巴等国，得到了美国官员赠予的一台留声机，并献给慈禧，作为其七十大寿的贺礼。这是一台美国胜利留声机公司生产的全球最早的柜式留声机，是数量非常稀少的样品，不久被新推出的改良品种所淘汰。这台留声机后来作为文物得以在中国保存下来。

据说慈禧的日常用膳没有固定场所，惟独每到用膳时，必须先放上三个大桌子，上面铺上白布。太监站在院里，端着很多食盒传进，食盒是黄色的，中间可以放下两个大碗、四个小碗。碗都是黄底，其中有绿龙或寿字图案，全餐约有一百五十样，摆成长行，大碗、小碟参错排列。另外，有两个茶几专门放果盘子，都是糖莲子、瓜子、核桃等干鲜果品，这是作为饭后随便用手拾掇起来放嘴吃的。喝茶时候，则放金银花于茶器中。在菜肴方面，用的最多的是猪、羊、鸡、鸭和野菜，就以肉丸来说，也有红白两色，此外尚有清汤鱼翅、蒸鸡鸭、锅烧鸡鸭。还有鸡蛋饼、香肉、白菜煨肉、萝卜煨肉、樱桃烧肉、葱烩肉片、竹笋炒肉丝三类。

慈禧喜欢吃烧烤、酱以及麦类的东西，饼类分炕饼、蒸饼、椒盐饼、甜饼和肉馅饼。食物的形式主要为龙形、蝶形、花形。此外，尚有大米粥、小米粥、绿豆糕、花生糕（带甜汤），这些都是经常用膳所必备的。米饭，专用玉田稻米，还有胭脂、碧粳诸名色。常膳都得预备粥，达到五十余种之多，稻、粱、菽、麦无所不有。所以每顿饭所费得一百两银子。御厨供应膳食，小菜都用碟子装，如酶西瓜皮之类的，也要郑重其事的准备，其味精绝，听说有特别的泡制方法。慈禧时常把切成块且渍上蜂蜜的大梨赏赐给诸王大臣。她晚年有咳嗽病，常用这个作为滋润之品。

慈禧用的水都是到玉泉山汲取的，清冽异常。

慈禧一生中患病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光绪六年（1880年）上半年至光绪七年（1881年）年初，患的是痢疾，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这次的病情十分严重，宫中甚至为她预备了后事。经历过这次重病，也让慈禧开始注意自己的身体调养问题。晚清记录中称慈禧需要定期服用人乳，这种习惯可能即是从这次重病之后开始养成的。

除了这次重病外，慈禧的身体在其余时间均比较健康，其医案中偶尔有倒饱、夜魅欠实等，均属日常小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慈禧新添了“目皮挚动”的毛病，这被认为是一种面神经痉挛。这种病症初期尚不严重，只是偶发现象，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转为频发，却不危及生命。到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季的时候，七十四岁的慈禧依然身无大病，只是间断的“肝胃郁热”。而在十月份，慈禧与光绪帝一同发病，她的病症表现为“恶寒发热、咳嗽、口渴舌干、身肢疲倦，兼以胸痛”，这种病症从十月中旬发病一直持续到二十二日后半日病危。根据医学专家分析，这大概是老年性支气管肺炎导致呼吸循环衰竭。

据史料记载，慈禧太后在公务之余，十分喜欢读小说，而《红楼梦》是她最喜欢的。从目前已知的史料中可以看出，慈禧对《红楼梦》的喜爱已到了痴迷的程度。光绪十年(1884年)，为庆贺慈禧太后五十大寿，将长春宫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在廊庑的四面墙壁上，绘制了近二十幅以《红楼梦》为题材的苏式彩绘壁画，其中有神游太虚、宝钗扑蝶、晴雯撕扇、湘云醉卧、贾母逛大观园等场景，所绘制的人物栩栩如生。据说这是大太监李莲英受慈禧的旨意，让宫廷画师们精心绘制的。

据清末民初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记载，庚子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在民间出现了一个极为特殊的《红楼梦》抄本，十分精致和考究，是由陆润庠等十几个人所抄录的，该书每页之上均有细字朱批，其批注者为“孝钦后”，即慈禧太后。据传，状元陆润庠曾奉慈禧的旨意，带领十几位翰林院的官员为慈禧专门抄写了一部《红楼梦》，“每页十三行，三十字。钞之者各注姓名于中缝。”1926年11月出版的邓之诚《骨董琐记》中也有“闻孝钦颇好读说部，略能背诵，尤熟于‘红楼’，时引史太君自比”的记载。

据清宣统二年（1910年）出版的《梨园逸事录》记载，当年慈禧常叫宫廷内外的戏班在体元殿演戏。《红楼梦传奇》是她常点的剧目之一。这部“传奇”是道光年间的文人根据小说《红楼梦》编写的，总共有三十二出。每次演戏，慈禧都端坐台下正中间的位置，除了让太监、宫女在身边伺候外，有时也让光绪皇帝和皇后及嫔妃们相伴左右。慈禧在众人面前常把自己比作贾母，特别是看戏的时候，总是摆出一副很慈祥的样子，一扫往日的威严。据一位清末京剧名家的后人回忆，他的曾祖父就曾到宫里为老佛爷演过“红楼戏”，而每次演完“红楼戏”之后，慈禧总是对戏子们进行一番奖赏，而且出手大方。特别是扮演贾母和凤姐的戏子，得到的赏赐最多。由此可见，慈禧对《红楼梦》中的这两个人物是倍加喜爱。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记者沈荩从权贵之口得知中俄两国要签署密约后，决定探知密约内容，并最终从政务处大臣王文韶之子手中弄到了密约草稿。沈荩随后将其寄到天津的《新闻西报》（英文），该报当即予以原文刊登。卖国密约内容公布后，舆论哗然，民众颇为愤慨。清政府不得不宣布放弃签订该密约。

事后，沈荩不仅没有躲避清政府的追查，反而决定刺杀慈禧，并将此计划告知好友庆宽和吴士钊。结果二人向慈禧告密，沈荩于7月19日被捕。恼羞成怒的慈禧极其残忍地下令将记者沈荩“斩立决”。后因惧怕行刑会影响自己的生辰“庆典”，慈禧这才发布懿旨：“着即日立毙杖。”六月初八（7月31日），沈荩被残忍处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殉职的记者。

慈禧太后出身喀山系叶赫那拉氏（又作叶赫纳喇氏）。根据谱牒的记载，其家族入旗的始祖名为喀山，世居苏完地方，入旗之后被编入镶蓝旗满洲。因苏完属于叶赫境内，所以亦称叶赫那拉氏。叶赫国主系叶赫那拉氏的谱系中并无喀山之人，故而喀山系叶赫那拉氏与叶赫国主系叶赫那拉氏（胜根打喇汉系叶赫那拉氏）并非同族。喀山因功被封至二等子，去世后得谥“敏壮”。其后代承袭一等男爵和两个世管佐领，是镶蓝旗满洲的世家之一。喀山的玄孙喀英阿生有二子，第一子名为扎郎阿，承袭了咯英阿的爵位和佐领；第二子名为吉郎阿（又作吉朗阿），作为世家子弟出仕，仕至户部员外郎。吉郎阿即是慈禧的曾祖父。

（表格参考资料）

慈禧早年的文化素养不高，但到中年后，对文史、绘画、书法逐渐有所涉猎，并“工试帖诗”。她经常以所谓“御笔”书画赏赐群臣，以示恩宠。传世画作有《富贵图》《鱼藻图》等。且在现代的中国国内书画展中，均有慈禧书画作品展出，有媒体称赞其“画艳惊众人”“竟是绘画高手”或“有非凡艺术才能，尤工于花卉”。不过研究者认为，世间流传钤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印章的诸多绘画作品，以及“福”“寿”“龙”“虎”等大字立轴或对联等，并不是慈禧的真迹，而是由亲信缪嘉蕙等人代笔、代书的捉刀伪作。不过，其文化学养与综合素质与清廷的其他后妃相比，仍属佼佼者。

民间传说或影视作品，一般称慈禧太后为兰儿或玉兰。可能是因为慈禧进宫后的第一个封号为“兰贵人”，很多小说笔记误以为“兰儿”是她的乳名，实则不然。据慈禧家族后人叶赫那拉·根正称，慈禧的乳名实际上叫“杏儿姑”，“姑”是满人对未成年女子的通常称呼，而“杏儿”的名字则是因为当时家中庭院种有几颗白杏树，由此，慈禧的爷爷给她起了个大名叫“杏贞”，小名“杏儿”，取义“忠贞”之意。至于咸丰皇帝初封杏贞姑娘为兰贵人，大概是因为咸丰最喜欢玉兰花，因此给她这样一个封号，以表示自己对她的爱慕之意。还有宫中太监称慈禧的小名为“莲儿”。

慈禧的出生地有以下六种说法：

以前六说中，北京说为传统说法，山西长治说为当地民间传说，并称慈禧本为当地汉人王增昌之女，先后被当地富民宋四元和潞安知府惠征收养；其他四说都是依据惠征任职地而提出的。有学者根据清代档案认为，道光十一年（1831年）惠征正成为八品笔帖式，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被外放归绥道，在此期间一直住在北京，没有外放任职，也不曾当过潞安知府，故只有北京说成立。

在有些历史小说，电影、戏曲中，把慈禧太后称作“老佛爷”。实际上，“老佛爷”的称呼不是慈禧专用的，清朝各代皇帝的特称都叫“老佛爷”。清朝帝王之所以用“老佛爷”这个称呼，是因为满族的祖先、女真族首领最早称为“满柱”。“满柱”是佛号“曼殊”的转音，意为“佛爷”“吉祥”。后来，有的显赫家族，世袭首领，起名就叫“满柱”。满清建国后，将“满柱”汉译为“佛爷”，并把它作为皇帝的特称。

关于慈禧得到“老佛爷”称呼的时间，后世有着各种说法：

1.拜佛坐禅说。《清朝野史大观》载：“孝钦后政暇，曾作观音妆，以内监李莲英为善财，李姊为龙女，用西法照一极大相，悬于寝殿。宫中均呼以老佛爷。”也就是说，因慈禧曾经扮观音照过一张很大的相片，悬挂在寝宫之中，从而宫中上下才皆称呼她为“老佛爷”。此说后来曾被清史研究者作为正说经常引用。

2.有人加号说，或称李莲英首称“老佛爷”说。这也是民间流传比较广的说法。其说又有两个版本：一说是因为有一年北京大旱，慈禧与朝廷官员向如来佛祈雨，只三天雨就来了，李莲英便趁机恭维她好像佛爷一样灵，此后，“老佛爷”这个称号便不胫而走，传遍宫廷内外。另一说是光绪初年，慈禧想二度垂帘听政，但又担心自己威望不能服众，李莲英看在心里，便令人在万寿寺大雄宝殿后面按照她的模样塑造了一尊佛像，谎称该处有双佛显光的吉兆。慈禧去后，发现万寿寺大雄宝殿供奉的依然是原来的三世佛，大怒道：“明明是原来的三世佛嘛，哪来的双佛显光？”李莲英忙请她到后殿观赏。慈禧慢慢悠悠转到三世佛后，果见观世音坐在殿中央。这时，李莲英喊道：“老佛爷到。”其他人即刻跪伏高呼：“恭迎老佛爷！”慈禧故作不解道：“你们迎接的是哪位老佛爷呀？”李莲英等人答道：“就是迎接太后您老佛爷呀！”一席话说得慈禧心花怒放。自此，老佛爷这个称呼便从万寿寺传遍京城，举国上下，都称慈禧为“太后老佛爷”。由此，她再度垂帘听政也心安理得了。

3.沿蒙古习俗说。清末民初文人王无生在《述庵秘史》中说：“宫中称老佛爷，沿蒙古俗也。”

4.自加徽号说。近现代作家蔡东藩在《慈禧演义》中说，在慈禧六十大寿时，“自加徽号，令承值人员等称她作老佛爷，或称她作老祖宗”。

5.帝后徽号说。王浩元在《清宫秘史》中说，“老佛爷三字，乃是满人尊称帝后的徽号”。

尽管上述说法关于慈禧得到“老佛爷”称号的说法各异，但都认为她称“老佛爷”的时间在光绪年间。但根据当代汇编出版的清宫“升平署档案”的记录，慈禧早在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即两宫垂帘之初，便与慈安一同被称为“佛爷”。且随后开始出现了“东佛爷”（慈安）、“西佛爷”（慈禧）以及合称“两宫佛爷”的称谓。自同治十二年（1873年）下半年两宫太后第一次撤帘归政后到光绪初年，出现了“老佛爷”和专属于慈禧的“东佛爷”称呼。到慈安逝世后，对慈禧的记载，基本全称为“老佛爷”。由此可见，慈禧从被称为“佛爷”到独称“老佛爷”的变化，反映的是她从登上政治舞台，到威信不断提高、地位不断巩固的历史过程。

早在清末民初，便有流言称安德海和李莲英与慈禧有暧昧关系，二人都不是真正的太监。还有人说，慈禧和安德海生下了一个男孩。曾经担任御前女官的德龄在《慈禧御苑外史》中否定了这些流言，却将光绪朝的首席军机荣禄描述为慈禧少年时代的恋人，描写了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

此外，曾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来到北京的埃德蒙·巴恪思爵士参与写作了《太后统治下的中国》（《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与《与北京宫廷回忆录》（《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在书中，巴恪思吹嘘慈禧曾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多名英国男士发生性关系。经后世汉学家研究发现，巴恪思书中的记载皆为其个人幻想。但在西方世界中，有关于慈禧的这一绯闻仍流传甚广。

同治帝生前与孝哲皇后阿鲁特氏关系融洽，然却不见悦于慈禧。据说，在同治帝生病期间，孝哲后往乾清宫视疾，痛诉衷肠，称不堪慈禧虐待。同治帝安慰她说：“卿暂忍耐，终有出头之日”。不料被慈禧知道了，于是她悖然大怒，“牵后发以出，且痛扶之，传内廷备大杖”。此事促使同治帝病情恶化。同治帝死后，慈禧不为他立嗣，而以载湉继帝位，孝哲后以寡嫂居宫中，地位十分尴尬，加上慈禧之冷嘲热讽，孝哲后涕泣不毕，痛不欲生。一次，孝哲后父亲崇绮入宫探视，以其状奏闻，慈禧竟说：“皇后如此悲痛，即可随大行皇帝去罢。”所以崇绮出宫不久，孝哲后即吞金身亡（还有的说她是服鸦片烟膏或其他毒药而死的）。虽然各方材料所记载孝哲后死时的具体情节是各不相同的，但同治帝死后，慈禧不给他立嗣，使皇后痛不欲生，最后以身殉帝这一点是相同的。不过，关于孝哲后的死因，时人以及后世研究者也有诸多不同看法，如认为孝哲后之死是因为自己对未来可能产生的悲观情绪所致，或受到家中节妇殉死传统的影响，或是在长期卧病后因同治帝去世“毁伤过甚”而病情加重。正如当时的御史潘敦俨所说：“后崩在穆宗升遐百日内，道路传闻，或称伤悲致疾，或云绝粒霣生……。”总之，各项研究普遍认为孝哲后之死与慈禧是有关联的。

关于光绪帝的死因，后世说法不一，一种流传甚广的观点指出，是慈禧令太监将光绪帝毒死的。此外，还有袁世凯谋害、李莲英下毒、光绪帝病入膏肓等不同看法。2008年，经过“清光绪帝死因”专题研究课题组对光绪帝残留的一缕头发的鉴定，《清载湉死因研究工作报告》证实其死于砒霜中毒。

关于近代以来甚嚣尘上的慈禧毒害光绪帝说，大多形成并流行于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如内务府大臣增崇之子察存耆晚年回忆说：“西太后自知病将不起，又正好赶上光绪多多少少像有点病，便叫李莲英给光绪送了药去，叫他看着光绪吃了再回去，光绪吃药的当天下午就死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逸经》杂志编辑简又文在上海采访曾给光绪帝诊病的西医屈永秋，撰写《诊治光绪帝秘记》一文，称光绪帝死前三天“在床上乱滚”，“向我大叫肚子痛得了不得”，且“面黑，舌焦黄”，“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这被认为是光绪帝遭“毒死”的有力证据。对于这些看法，也有学者表示了不达意见。他们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所藏清末南书房翰林吴士鉴致邵章的一封密信入手，认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两宫同时病重后，彼此关心，慈禧曾因光绪帝病重而颇为伤心、不思进食，光绪帝也强撑病体前往仪鸾殿为慈禧请安，关系并无不洽，由溥仪入继大统、摄政王监国也是慈禧与光绪帝的既定决策，所谓慈禧“谋害”光绪帝的说法缺乏事实根据。

近现代史学家认为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修筑颐和园，结果导致清廷缺乏资金提升军备水平。例如北洋水师光绪十五年（1889年）至光绪十六年（1890年）预算一百三十万两，只能维持日常开支，无钱更新舰艇武器。光绪十六年（1890年）建成的旅顺海军基地花了三百万两。海军衙门是清朝一个新设的中央级洋务机构，虽冠以海军之名，但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分散总理衙门的权力。光绪帝的生父、海军衙门大臣奕譞在接收颐和园的新修工程后，就从海军衙门的经费里向工程挪款（因颐和园的工程完成后，有利于慈禧远离紫禁城和光绪帝的独立掌权）。但学者陈悦认为颐和园工程所挪用的“海军”经费，和北洋海军军费并无关系，而是出自海军衙门的经费。同一时期北洋海军的军费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侵占，海军衙门经费与北洋海军军费并不能混为一谈。

另一笔挪至颐和园的海军经费，被称为“海军巨款”，是奕譞和一些沿江海省份的总督、巡抚授意，让他们筹资报效颐和园工程，但为颐和园而筹资无法推上台面，于是想出了海军的名义，后来共集得260万两，即“海军巨款”。然而，当各地的资金陆续认缴后，并没有拨入颐和园工程，而是全部存在天津的外国银行和洋务企业，以所得的利息贴补颐和园，而本金则号称用于将来的海军建设。甲午战争爆发后，慈禧颁懿旨命令将“海军巨款”本金全数提出，用以购买军火，但因为存期未满等原因，只得先期提出一百五十八万两。陈悦指出，颐和园工程实际上是以海军名义敛财，却并非直接挪用了海军的经费，因此如果单从这笔钱来评判，慈禧是否动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很值得商榷。但因为给慈禧修颐和园，的确极大影响北洋水师战斗力，甚至关系战争胜负。海战中，北洋水师各舰航速大都只有设计航速的一半，成为失利的重要原因。而这一问题是因为北洋水师使用的燃煤质量极差造成的。为北洋水师供煤的开平煤矿中，第五工作面所产煤块被称作“五槽煤”，质量最好，“为他国所罕有”，但总办张翼只给北洋水师提供最糟糕的八槽煤。五槽煤被他卖到外国赚钱，所获数万两白银都被“捐”给慈禧修颐和园。慈禧因此很高兴地批示“此人很会办事”。

根据现有档案文献资料，颐和园工程经费约为8145148两，出自海军衙门经费7375148两、总理衙门经费770000两。除本为颐和园工程而筹的“海军巨款”息银321183两外，属于“挪用”性质的海军衙门经费数额约7053965两，而“挪用”的海防专款数额不会超过668265两。颐和园工程与北洋海军的及时发展并无直接关联，“但在清政府宁愿耗费巨资修建颐和园、追求安逸享受的情况下，北洋海军难以获得及时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

主词条：定东陵

定东陵是清文宗孝贞显皇后（慈安）和清文宗孝钦显皇后（慈禧）的陵寝。因位在咸丰定陵东侧，所以称定东陵。慈安之陵位于普祥峪，慈禧之陵位于菩陀峪，为示区别，慈安陵又称普祥峪定东陵，慈禧陵又称菩陀峪定东陵。

定东陵始建于同治五年（1866年），完成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历时四十二年。两陵并排，规制相同。两陵规制在孝东陵的基础上又增建了神道碑亭和下马碑，质量优良，在皇陵中堪称上乘。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慈安崩逝，九月入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慈禧以年久失修为由，对菩陀峪定东陵进行了重修。隆恩殿、东西配殿、方城、明楼均拆除重建，并对其余建筑揭瓦大修，历时十三年，至慈禧临死前几天才全工告竣。重修后的慈禧陵更显金碧辉煌。

慈禧于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初四日葬入地宫。民国十七年（1928年），发生了震惊中外闻的孙殿英东陵盗宝案，慈禧陵墓内的金珍玉宝被洗劫一空，如翡翠西瓜，以及慈禧临终时口含大如鸡蛋的一粒夜明珠。1979年和1983年，文物工作者先后对其地宫和内棺进行了清理。今慈禧陵地上建筑和地宫向公众开放。

（图册主要来源）

《清实录》咸丰、同治、光绪朝部分

《清史稿》卷214《后妃传》